在我们复兴道路上，“跟跑”“领跑”之说，无形中还是以产生于西方近代的科学形态为标准。这一科学形态，其益于人类发展的优势和带来的重大缺陷，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李约瑟提出的一个预言：虽然古代中国科学思想没能促进产生来自西方并持续发展到现在的科学范式，但却有可能为将来的新科学开辟途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优势引领自身大踏步向前，凸显了来自非西方文明模式的价值观自信。只是，如果“复兴”不能开拓出类比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功效、但又基于中华文化并能对生产力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新科学实证思维模式，很难谓之完全意义上的“复兴”（社会的物质根基层面仍是西式分科思维主导）。如何开拓，实现文明真正的跃迁？

大约在与西方兴起近代实证科学的同时，中华文明发展到明末或清初，广泛流行着一个词汇：“实学”。当老一辈研究者把科技实学（受西学影响的倡导）亦作为传统“实学”一个分支之际，他们实际上注意到一个现象，“实学”讲究“实证实修”，更多地体现在“人道”上（没有社会条件广泛展开和应用），在对自然规律的研究和把握上则开拓不足。

一百多年来，通过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优化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推进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在充分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社会巨变和进步的同时，有识之士深深陷入对发展科技引起的“二律背反”和恐慌之中。一般把科技引起的负面效应归结为对科技的应用不当，很少去质疑科技本身。不过，现在对“科技中性论”的抨击不在少数。只要我们承认科技理性的主体是人，那么作为价值和理性统一体的人决定了二者的不可分离。

我们越回望近代这种来自西方的科学形态，越发现它的局限性；在展望其未来前景时，人类无法保证它能够完全造福于自身而不产生危害因素，比如新近对ChatGPT后果不可预测的担忧是极为典型的。西方产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形态，这是理性辉煌的胜利，但它不能承诺其力量和功效沿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去延伸和开拓。一些尖端科学技术为极少数国家、民族和人群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超额垄断利润，使其凌驾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上。以消耗自然能源、资源为主要方式的传统科技工业模式发展下去，毁灭人类依存的生态环境并非危言耸听。既有的西方主导的文明模式因失去广泛的道义基础而难以为继，背后的科技引领方式将不得不随着文明跃迁做适度的调整。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成功发展模式背后的文明因素便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它不是通过血腥罪恶的殖民、扩张模式，而是在内外平衡稳定的条件下实现了质的提升，其示范性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恰恰在新时代，对中华文明的推崇也具有了深刻的意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独特”谓之与他不同，“丰富”谓之内容不一，这些属于过去的科学理念与技术究竟在当代还能否发挥作用？比如，其中提到的“传统医药”（或“中华医药”），说它源远流长，自然前缀曰“传统”；说它产生于华夏大地民族，前加“中华”一词，都未尝不可。近年来，来自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中医药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活态”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社会和民众的支持。那么，在建构“人类新文明”的进程中，中医科技在治疗身心方面可否再度引领世界，值得我们思考。